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理解理性的含义呢？汉语中的理性一词所对应的英文术语通常有三个即reason、reasonableness和rationality。

在条件成就后，当事人之间成立了新的法律关系，前后两个法律关系的给付（标的）不同。[4]这些论述旨在说明，法律事实的效力是法律对具体生活事实调整的结果。

法律关系的运动，也称为法律关系的形成，包括成立（发生）法律关系和变更、解除既存的法律关系。在此之后，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是因法律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实践合同一般是针对无偿合同的特殊设计。[8]参见隋彭生：《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第112页。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均是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行为（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而绝不是对成立作事实判断、对生效作价值判断。

这在合同成立过程表现的最为明显。合同生效与否为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其意义在于识别某一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可的效力。优士丁尼并没有独创一部法典的意图，他只不过是对丰富的现存法律资料进行汇编而已，历史的整体由此转变为法典。

[4]萨维尼这段话的主旨在于通过描述法的起源与目的来论证法的历史性：法的产生基于市民生活的客观需要，它是历史地、客观地、不取决于任何个人意志地形成的，历史性在此就等同于客观性，个人意志无法改变法的历史整体、无法左右法的生成与运作过程，即便是作为精英的法学家与法官也是如此。[11]这段论述表明，萨维尼所谓的法的历史性并非指历史知识与法的简单对接，毋宁是指法自身具有内在的历史性，换言之，他似乎更倾向于内部法律史。[7]在1809年讲义中，萨维尼把内部法律史界定为同一个民族不同时期法律之间的必然联系，胡果1799年的《罗马法史教科书》就是内部法律史著作。从以上萨维尼关于法学与哲学之关系的论述来看，尽管没有明言，但他似乎也把这种内外区分适用于法的哲学性研究：费希特式的研究属于外部法哲学研究，侧重于从哲学的视角对法进行整体性观察。

这个体系并非人为设计的，而是自己产生、自我形构的活生生的整体，法学只能认识它、再现它，而不能刻意创造它。其原因在于，法学界有很多普通的学者把法的历史性研究而不是哲学性研究视为常规。

萨维尼的历史—体系方法无疑对我们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唯有借助于这样的方法，才能把制度碎片整合成一个具备精神内核与自我再生产能力的法律体系，才能形构我们自己的法学理论体系、培育与时代精神相契无悖并且能够为法律制度的运行提供坚实支撑的法律文化。萨维尼1803年出版的成名作《占有法（Das Recht des Besitzes）》就是历史方法、语文学方法与体系方法完美结合的经典，维亚克称之为现代法释义学的开路者。……现在不再由法官进行任意裁判，而是由法律本身加以判定。所有的体系都根源于哲学，对纯历史性体系的论述溯源于某种统一性（Einheit）、某种理念，这种统一性与理念构成体系化论述的基础，这就是哲学。

事实上，注释因素与体系因素的结合并不能完整地体现法学是历史性与哲学性（体系性）科学相统一原则，因为注释性（语文性）只是历史性的一个向度，除此之外，历史性还意味着法具有发展性。总的来看，由于哲学性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比较模糊，所以在1802/1803年的法学方法论课程中，萨维尼对法学是一门哲学性（体系性）科学这条原则的阐述在逻辑上显得不是那么清晰，我们只能通过对文本的体系解释外加一定的推断才能大致勾勒出他的思想理路。然而，从萨维尼对于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的高度评价来看，他并非完全排斥对法学作哲学性的研究。据此，萨维尼把法学的绝对方法分成三部分：法的解释（语文性的研究）、法的历史研究、法的体系研究。

本文使用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1、萨维尼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讲义，授课时间从1802年11月至1803年3月，每周2课时，授课地点是马堡大学，以下简称1802/1803年讲义。萨维尼认为，法学式的自然法学只不过是以比较抽象的方式提出罗马法原理并且相信它们是借助于哲学才得以发现的。

萨维尼在此处对两种现象提出批评：一是法源汇编式的体系，亦即在未对法规则进行有机整合的情况下，就将其堆放在一个研究成果中。他认为，解释涉及单个法条的考察，也可以说涉及多样性，然而，民法的任务是统一的，那就是对市民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完整的界定，基于这种任务的统一性，所有的民法都是内在关联的，以每个权利为基础构成一个体系。

萨维尼认为，前述第一条原则与第二条原则固然是不同的，但二者却是互相关联的，法学的全部属性就是建立在这种关联的基础之上的。在格林笔记中，萨维尼在论证法学的语文学属性时，曾经对那种在现有法律（理论）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一个实践性法律体系的做法提出批评，[17]其意图即在于捍卫罗马法的正统地位。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意义不大。5、萨维尼1811年的潘得克吞讲义序言，授课地点是柏林大学，萨维尼将其视为对1809年讲义的补充，以下简称1811年讲义。传统的法律只能栖身于习俗、观念与史学之中，或者说只能在文化的层面上得到表达与践行，由此出现了法律史的多次断裂以及法律文化的多元现象。我们可以推断，萨维尼似乎认为，在被注释的具体规则与整个体系之间需要某种媒介性的因素，法学研究应该在对规则进行准确注释之后，去寻求这种媒介性的因素。

其二，法学是一门哲学性的科学（philosophische Wissenschaft）。萨维尼认为有必要从晚近的任意性体系转向罗马法体系，同时，有必要把罗马法发展为绝对的法律科学。

变革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理性与历史、本土与外来、自然法与罗马法，所有这些选择都让德意志人处于巨大的张力之中。其历史主义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法是历史地、客观地形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个人基于其意志任意创造出来的。

这条原则提醒德意志人在动荡的年代保持冷静，把激情转化为耐心，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细致的研究从历史中寻找真理，从传统中汲取精神。[21]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萨维尼所谓的哲学就是能够为法律（学）提供基本理念、基本元素并使之成为法律（学）体系之基石的知识体系。

为了挽救罗马法，保持法学的科学性与纯粹性（绝对性），萨维尼主张回归古典、尊重历史，由此产生了法学方法论的第一条基本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主义方法。萨维尼这个观点是有针对性的。事实上，萨维尼真正批判的是那种对法学与哲学的关系作简单化处理的研究风格——把实在法学嫁接到既有的哲学基础知识与原理之上。作为神圣罗马帝国贵族的后人[39]，他对古罗马法情有独钟。

为此，它必须为法学、为整个立法提供一般内容与一般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中寻求体系就是为已经碎片化的现代罗马法找寻丢失的灵魂，就是让罗马法走向复活，因为在萨维尼的眼中，自潘得克吞现代运用运动以来——甚至更早，自后期注释法学派（即评注法学派）以来，罗马法的灵魂就逐渐被扭曲、被遮盖乃至被遗弃。

萨维尼指出，注释与体系性研究首先应该单独地进行，不应该过早结合起来，否则就是不成功的结合。[29]至此，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的第二条基本原则已经彻底转变为法学是一门体系性的科学。

[27]这三种论述都属于法学的绝对方法。[2]对于第一条原则，1802/1803年讲义本身只是作了一个很简单的提纲式的说明，必须结合格林笔记才能窥知其确切含义。

[1]此后，其余资料陆续被发现，由阿尔多？马扎卡内（Aldo Mazzacane）于1993年汇编出版，并于2004年修订再版。一、第一条基本原则：法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萨维尼在1802/1803年讲义的序言中列出了一个课程计划，他把整个法学方法论课程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学的绝对方法（Absolute Methodik），亦即纯粹基于法源本身，不借助于书籍或讲义等便利条件的研究方法。很多学者现在只研究自然法，有两种自然法研究方式：法学式的研究与哲学式的研究。这条原则是萨维尼通过对法的属性进行深度观察而获得的关于法的基本认识或者说基本观念，正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萨维尼主张用体系化方法来研究法律并在这个方面取得巨大学术成就。

[30]如前所述，这个时期萨维尼所谓的哲学性与体系性是同义的，问题是注释因素与历史是什么关系。在一个限定的时点上，这种绝对知识如何可能？借助于在其特有的限定性中进行认识、理解、阐述。

[26]如前所述，萨维尼把法律史分为外部法律史与内部法律史，前者把法律史视为国家史或民族史的一部分，主要关注法律如何在与其他政治或社会因素的相互关联中获得发展。[15]参见许章润：《民族的自然言说——萨维尼与蒂博的论战、法典化及其他》，载《读书》，2001年第11期。

对于罗马法，不能仅仅关注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应该将其视为罗马法历史整体的结晶，其中很多制度都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历程，只有在时间的序列中考察其演进历程，才能准确地理解它们。萨维尼把历史主义方法理解为一种绝对方法——直接从法源出发，不借助于二手资料的方法，同时他把法源限定为古罗马法，[16]这意味着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法律需要回归罗马法，而不是中世纪后期被改造过的罗马法，尤其是在17、18世纪被现代运用学派篡改过的罗马法。